让光伏走进渔业，提速“渔光一体”

毛主席在社会领域的预测告诉我们，要观察矛盾，矛盾爆发是未来的动力来源，矛盾论是社会变化的动力学机制问题，同时要设置好路标，观察路标，不要去随便的预测。

在他看来，靠股价升值给投资者带来回报，远远没有分红收益那么踏实，更何况没有那么多公司的股价持续稳定上涨的。（本文为作者在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的讲座文本）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分红 官利制度 。

至少早在明朝留下的一些账簿记载中，能看到那时就流行的分红方式。债券和各类固定收益契约对公司信息的敏感度低，而股权对信息的敏感度高。当然，正如我们以前谈到的，虽然晚清股票可以交易变现，但交易量毕竟有限，交易成本也太高，再加上那时的股市乱象，对投资者权益保护差，因此，股份变成股票后带来的流通性好处有限，不至于高到完全可以抵消官利的必要性。强制性分红等于把股票债券化。第一，企业股权不能随便转让买卖流通，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股东们一方面不知道股权本身是否升值，另一方面即使感觉升值了，也不能把升值变现，所以，分红是唯一感受到股权好处的手段。

对于放弃强制性分红政策，由上市公司自己去决定，孙挺觉得难以接受。再就是，强制性分红能减少经营方掏空公司的机会，公司利润分红得越多，内部人就越没有资产可掏空了。因此，即使日本的威胁和苏联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但由于日本的经济挑战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内产业与国际影响力，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此颇为担忧和不满。

因此，当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等遇到国际债务问题时，其经济就会出现巨大的危机乃至动荡。另外，汇率的波动幅度也由最初规定的上下1%上升到2.25%。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就是它利用其权力，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获得未来收益的现值有多大，它反映的是霸权国家的时间意识。在军事上，欧洲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欧洲与日本长期驻军。

当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再度提高时，当美国更加关注眼前收益而不是长远收益时，美元币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既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既可能发挥良性的作用，也可能具有恶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确：霸权在什么时候会发挥良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迁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掠夺性统治理论（theory of predatory rule）。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对凶手的处罚相当宽松，两名被告被判缓刑三年并处以为数不多的罚款。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在本国与他国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经济界限，以免本国对他国过度依附。权力贴现率的变迁是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转变的长远驱动力。

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当伊拉克准备以欧元替代美元作为偿付石油的货币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消除了这一威胁。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但如前所述，它在国际体系中获取资源的相对议价能力与交易成本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在美国更加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时，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便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霸权变得更具掠夺性。

而这样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当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或者交易费用增加时，都会减少其税收收入。

可见，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良性的。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主导权，通过美元贬值，从他国获得铸币税收益，进而转嫁危机与负担。

而这三次美元贬值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1985年，五国集团代表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有研究显示，为了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58年开始，美国就一直为黄金外流所困扰，因为美国债务的持有者可随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2001-2008年间，美元贬值了35%。由于二战后美国的选举与立法制度相对稳定，因此，此类研究对二战后的三轮美元贬值的解释就显得相对乏力。因此，日本的外汇储备长期居世界首位，直至2006年才被中国超过。

最后，霸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为世界经济的运转提供流动性。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进出口的快速上升。

在意识形态上，欧日与美国接近。当然，尽管肯尼迪总统如此焦虑，但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并不是肯尼迪，而是其继任者约翰逊以及再后来的尼克松。

权力贴现率的变迁与第二轮美元贬值 经过70年代的美元贬值，美国的危机得以转嫁。权力贴现率高的霸权国家不太关心将来，即不太关心如何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持续繁荣，而更关心对现实收益的获取。

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已有的关于汇率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元贬值。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欧洲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第一轮美元贬值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美国的这些举措为战后欧洲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展开。

这加大了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贬值等方式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进行战略性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

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将面临资产缩水的问题。随着美国的国会议员、商界领袖以及其他访日人员的逐渐增多，他们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强

回顾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习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本书编写组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得本书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编辑校对和成功出版发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40年来，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关于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最终实现了市场化经营。顺应信息科技发展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第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中央的决策和改革方案确定之后，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实现就成为改革的关键。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

正是依靠发展，中国金融走出了困境，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仍需努力。